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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周文.新中国70年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贡献与新时代历史使命[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0,(3):3-13.
新中国 70 年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贡献与新时代历史使命
周 文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 200433）
作者简介：周 文（1966-），男，重庆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等方面的研究。E⁃mail:zhou59201@163.com
摘 要：要解决中国经济的实质问题，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需要中国学者从学术体系、教材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进行梳理、重组。新中国70年除了取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还在经济学理论上实现了两个超越：一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政府和市场关系认知的超越，二是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颠覆和超越。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靠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一定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肩负着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经济学说的时代使命。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提炼和总结“富起来”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性地回答“强起来”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新中国70年
新中国7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这一发展成就，不仅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其背后的指导理论为丰富和发展现代经济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要更好地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中国经济愈来愈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能够找到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理论解释，并以此来寻找本国走向现代化的方法和道路。因此，揭示新中国70年成就背后所蕴含的系统化理论逻辑是中国经济学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一、新中国70年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巨大
对中国经济学不甚了解的学者曾有过这样的判断：中国经济的实践已经远远地超越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国经济学理论大大滞后于中国经济的实践。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经济实践是相互促进的，中国不但取得了经济实践的伟大成功，也取得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突破，不但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丰富和发展现代经济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回顾新中国70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可以将其发展分为四个重要阶段，分别以1978年、1992年，以及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时间节点。在每一个阶段，经济发展的成就与经济学理论的进步保持着同步前进的节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在对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进行经济学解读时，首先要对统计数据和经济概念有明确的理解。特别需要注意改革开放这一重要时间节点，在此前后，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发生了变化，直接影响是统计数据的口径和经济概念发生了变化，不清楚这一差异，会导致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出现脱离实际的谬误。 从数据来看，1952年，中国的GDP为679.10亿元，2018年，中国的GDP为91.93万亿元，增长了174倍；1952年，中国人均GDP为119.00元，201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60万元，增长了70倍；1950年，中国财政收入只有62.17亿元，2018年，中国财政收入为18.33万亿元，与1952年相比增加了3 000倍（如图1所示）。按照这个数据，2018年，中国一天的财政收入就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初期8年的规模。
如图2所示，中国历年GDP的情况呈现明显的折线式发展趋势，在1986年之前，中国GDP基本为一条水平线，体现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1986年之前，中国GDP的基数很小，二是1949—1986年，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很慢。当前，诸多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都是基于以上数据现象进行理论分析，然而很多学者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前，指导中国发展的经济学理论来自于苏联范式的经济学，衡量国家财富的理论是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并没有、也无需对GDP进行核算。而现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85年之前的GDP数据是没有进行还原处理的，因而原有的1952年基数相应被缩小。原因是，在物质产品平衡体系中，社会总产品价值里是没有交换价值的。也就是说，在没有交换经济、也没有交换价值的计算前提下，社会总产品价值被严重低估。因此，对中国经济成功规律进行总结的经济学研究，必须认清在改革开放前后中国使用不同衡量体系的问题，忽视了这一点，只能得出具有误导性的研究结论。 在财政领域，财政收入的很大部分是增值税，是第一大收入来源。而在建国初期，财政和税务是同一个部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税务机构，只有财政机构。在物质产品平衡体系中，没有交换价值的社会财富远远小于按GDP核算衡量的社会财富，这是因为在物质产品平衡体系中，大量的交易活动并不是按照市场价值进行的。例如，建国初期两弹一星工程、大庆油田的建设、六万七千多个大大小小的水库建设等，都没有计入按GDP核算衡量的社会财富中。中国真正使用GDP进行核算是在1985年。因此，用现在的GDP数值来比较1952年的GDP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全面的。很显然，1952年的GDP数值会被严重低估。
新中国70年以来，财政收入出现巨大增长的原因在于中国推进了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对外开放使得大量的对外贸易、国际贸易出现。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GDP增加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体制在完善过程中，市场交易活动不断扩大，同时财政收入也迅速增加。
综上所述，要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最为关键的是要明确改革开放不仅体现在国家顶层设计上，还体现在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道路的指导理论也发生了变化。正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二、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贡献——市场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经济学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理论创新和不断发展的不竭源泉。理论与实践有机互动、相互贯通、相得益彰，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与新中国经济理论的丰富发展共生共长、相互促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也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一正确途径[1]。
中国不但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谱写出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走出了一条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之路，也彰显了来自中国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所涌现出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丰硕成果。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实践更加凸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经济学的成功。回顾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在总结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未来发展走向，既是学科建设与繁荣的需要，也是新时代经济学理论创新和繁荣发展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需要。
关于市场经济概念的定义，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党中央关于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与时俱进。党的十五大指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指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指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指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和经验，明确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要理解市场经济这一概念，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市场。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这个场所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阿里巴巴、淘宝网等）。其次，需明确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有大量交易活动的经济就叫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最大不同是计划经济没有交易活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一句话：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当时，所有的市场交易活动都被定义为“投机倒把”。传统的计划经济没有交易活动，就没有增值税、营业税，体现为财政收入增长缓慢。中国是在正式发展市场经济后，财政收入才实现跨越式增长的。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历史转折，既是体制改革，也是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建国初期，中国执行的是平衡的财政政策，即量入为出。随后根据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中国依次采取了1979—1981年“促进国民经济调整的财政政策”，1982—1987年“宽松的财政政策”，1988—1992年“紧缩的财政政策”，1993—1997年“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1998—2004年“积极的财政政策”，2005—2008年“稳健的财政政策”，2009年至今“积极的财政政策”。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实行平衡财政政策，1945年之后，积极的财政政策才陆续出现。当国家开支不足、有效激励不足时，利用财政政策可以扩大内需，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财政政策发生转变的原因是财政理论的更新，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推动着经济发展的进步，这是经济学理论科学指导经济实践的结果。（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 第一，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固有观念。任何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都是率先于技术革命的新范畴、新概念、新形式而展开的。现在国内最大的问题是迷信于现代经济学一定只能是西方经济学，在学术理论上没有中国特色，在文化态度上没有自信。中国在经济学理论上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经济的成功实践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固有观念。在建国初期，由于西方国家的领先优势，要实现国富民强、实现现代化，学习西方是最简单的方法，于是便产生“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信，而中国经济的崛起打破了这一迷信。 第二，突破了现代经济学就一定是西方经济学的认知，在中国获得成功之前，世人往往认为只有西方的经济学才是现代经济学。现在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完全正确，甚至出现僵化的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一直在艰难前行，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拿不出有效的对策。与此同时，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也对中国的成功提不出科学的解释，或者说，中国崛起的现实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引以为傲的理论形成了挑战。 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开出了良方。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包括供给侧结构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名词在经济学中逐渐成为新的概念，丰富和充实了现代经济学。这些概念虽然由中国提出，但不应该看成是中国独有的，而是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三）市场经济理论认识深化推动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不断完善 中国对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体现在丰富和发展了市场经济理论。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实践的最大贡献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特朗普指责中国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特朗普以美国利益优先的主观不公正言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只不过不是西方国家所希望看到的那种市场经济，或者说，中国的市场经济理想彼岸不是西方的市场经济。特朗普用西方市场经济的标准尺度衡量中国的市场经济，肯定不能如其所想、合其所愿。中国经济的发展要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经济学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新中国70年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体制，一直到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越走越宽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越来越充满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超越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也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简单相加，而是机制体制的重组。这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同。特朗普的错误就在于不能接受“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不能接受中国确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接纳中国的理想彼岸和理想目标都没有对标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一些西方人士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市场经济，并妄自尊大，利用西方的尺度、西方的标准对其他国家的内政进行粗暴干涉，其根本意图在于不愿意看到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 在西方一些狭隘人士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带有很大的政府色彩，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世界市场上与其他国家的私人企业进行贸易是不平等的。对国有经济的质疑在经济学理论上的依据则是国有企业无效率论。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给出了反证。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多数国有企业越做越大，效率越来越高。正因为如此，在中美贸易摩擦激烈之时，特朗普反而强调效率不是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转而指责中美贸易是不公平的。并借此提出竞争中性论，即要达到竞争中性就要淡化所有制，其最终目的是要取消公有制经济，取消国有企业。这便是2018年社会舆论对中国非公有制经济误判的来源，当时有舆论认为，国有企业影响和排挤了私营经济的发展。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提议并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截至2017年底，中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 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 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概括起来说，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国际市场开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从最初的不允许发展民营（个体）经济到允许其发展，从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再到“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是相互融合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五）市场经济理论认识深化推动现代财政体制不断改革完善 党的十八大过后，“公共财政”这个概念没有继续使用，这是因为公共财政也是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并不适合中国经济的发展实践。自1992年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朝着西化的方向发展，在很多学者的潜意识里，现代市场经济只能是西方市场经济。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有三大学科是西化最为严重的学科：经济学、法学、新闻学。西化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具体的实际工作中可以看出，今天中国流行的与现代化相关的概念实际上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格格不入，特别是在经济和文化层面。以财政学为例，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国家的财政目标是建立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的部门，鉴于此，便有了政府和市场的分工，也就有了“市场是有边界的”“政府是有边界的”等类似提法。但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按照中国的传统，政府和市场之间是有机结合的，很显然政府和市场之间是没办法划定明确界限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财政已经不是原来的公共财政，而是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党的十八大之前强调公共财政制度，就是典型的西方经济学思维。党的十八大之后则强调在经济学理论中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应该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不是过去热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中国的现代财政制度改革。 西方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会综合使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但大多数时候以货币政策为主。然而，中国与之不同，在国家治理中，中国会大量运用财政政策。与之类似，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在经济学理论上存在很多不同的概念，特别是在顶层设计、如何引导宏观经济发展等方面。例如，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深化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现代企业制度。很显然现代企业制度这个概念存在中西方差异，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定义不符合当下中国发展的阶段特征，明显落后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 通常认为，现代企业制度指的就是适应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种企业制度。这个说法没有错，而是错在理解上，如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按此理解，现代企业制度就是所有企业都要股份化。事实上，股份制只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形式，而并非是唯一形式。同样，产权明晰也是典型的西方经济学概念，产权明晰说到底就是私有化，是为私有化寻找理论根据。政企分开也存在问题，在中国经济环境中，党组织是企业管理的一种有效治理架构，党政应该进行合理分工，而不是党政分开。 学术界在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时，产权理论是重要内容。有舆论认为，要实现乡村振兴，首先就要进行土地确权，并认为乡村走向衰败的原因是因为土地产权不明晰，因而需以产权为抓手，实现乡村振兴。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的农村之所以走向衰败，是因为进入了改革的误区，土地改革越来越“向钱看”。土地确权并非是乡村振兴的方向，中国乡村的振兴只能通过集体化经济来实现。 第一，2000年之后，房地产为农村振兴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有舆论认为，房地产是泡沫经济。实际上，对于城市而言，确实存在泡沫的可能，但对乡村而言却不同。正是有大量的房地产工程，才使得农民工真正在城市找到了一席之地。20世纪90年代，农民工主要在珠三角、长三角打工，然后回到农村建房子。2000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农民基本上不再回农村建房子，而是在城里购置房产。 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国有企业采取“抓大放小”的政策，大量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革。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产权明晰归根结底就是要推进私有化。按照科斯定理，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无论初始产权如何界定，市场可以使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然而，只有在交易成本为零的理想状态中，初始的产权配置才不重要，但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交易成本显然不为零。当交易成本不为零，市场配置资源要达到最优，就必须明晰产权。因此，回过头来看，现代企业制度定义需要进行修正、补充、完善，否则会误导经济改革、误导企业发展。三、中国经济学的两大超越
新中国70年的发展成就实现了两个超越，或者称为两大颠覆，深刻地改变了经济学的世界：一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政府和市场关系认知的超越，二是对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超越。 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整个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焦点。自经济学完成系统化构建以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一直处在争论之中，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在西方经济学说中，如何看待和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成为划分各家学说和流派的主要依据，大多数学说和流派都认为政府和市场是对立的、不可融合的，是相互冲突的、相互替代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而且大多数学说和流派都认同市场的作用，反对政府的作用。这是西方经济学两百多年来根深蒂固的观念。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取得成功，探索出的新路就是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而不是两者对立。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表述上去掉了“和”字，只用了一个逗号，实际上包含了更大的含义。在党十九大报告里，“国有企业”改成了“国有资本”，阐述上发生了变化，表明中共中央对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的认知更深刻、更有针对性。 2017年12月18日至2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5年来，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体现在中国经济学理论中则是形成了三维谱系、三维架构、稳定性结构，即党+政府+市场。西方主流经济学里反复争论的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市场实际上是存在失灵的。但是，中国则依靠党的领导避免市场失灵，同时也可以防止政府的失败，这便是中国市场经济理论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知上的超越。 西方主流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的演变，最早奠基于斯密和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斯密的理论虽然有开创性的贡献，但也隐藏了不为人知的野心。《国富论》的写作背景是英国发生产业革命并逐渐成为日不落帝国、世界经济中心。斯密为了维护和巩固英国的经济中心地位，担心法国会对英国产生竞争威胁才宣称：法国的土质好，并有优良的种子和种葡萄技术，生产葡萄酒是法国的比较优势；英国的优势则是生产纺织类工业产品；用英国的功能产品与法国的葡萄酒相交换是最优选择。如此，便可以把法国锁定在种植葡萄的农业经济基础上，而英国则奠定了自己的工业国基础，这就是比较优势理论最初的来源。其初始目标是维护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地位，而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所谓的“比较优势”服务于发达国家。比较优势理论没有坦白的是，发展中国家永远无法利用比较优势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更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 而新中国70年的成就打破了比较优势理论的桎梏。虽然林毅夫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但笔者并不认同。 第一，比较优势理论只能说明改革开放的上半场，说明不了下半场。依照比较优势理论指导实践带来最大的问题是，中国虽然走上了快速的发展道路，但中国人口增长率越来越小，如果技术创新跟不上，那就必然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人口规模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除中国外，印度是人口红利世界排名第二的国家，这也就意味着在比较优势的理论预测中，印度很快会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发展强国。比较优势理论既不能解释中国的过去，也不能指导中国的未来，中国要主动打造属于自己的国家经济优势。 中美贸易摩擦的起因在于美国无法接受中国不断超越、甚至可能全面超越美国的现实。中国对美国的超越已经打破了比较优势的路径依赖，没有完全遵循美国的预期。对此，美国一些政客和学者认为，中国政府的干预导致了国际贸易竞争的不公平性。如果仍然迷信于比较优势理论，中国便落实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泥潭陷阱中。因此，笔者反对用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成功，更反对用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策略。 第二，比较优势只能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不能支撑发展中国家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超越。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经济，以市场换技术，如汽车行业。上海的汽车产业在发展初期就定位在以市场换技术，中国有广阔的汽车市场，国外有技术优势。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引进国外汽车技术发展汽车产业。但是，按照这一发展策略，截至目前，上海仍没有创造出世界级的汽车品牌，这便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无法实现超越的最生动案例。与之相比，中国高铁从无到有，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响亮名片，这是因为中国没有坚持比较优势理论发展高铁，而是致力于突破短板，坚持发展制造高铁的核心技术，反而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创新之路。 现在来看，比较优势容易将后发国家锁定在依附型经济陷阱中，很难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超越。今天的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国，恰恰是因其没有遵循比较优势理论进行经济发展的缘故。以美苏太空争霸为例，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卫星，太空技术世界领先，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美国就无需进行太空技术研发。但是，在1958年，美国就成立了宇航局，目标就是要在太空技术上超越苏联。因此，当中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候，比较优势理论难以支撑经济发展现实和发展目标。中国不能固守比较优势理论，而应该积极应对和寻求技术突破，不断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主动创造本国的竞争优势，引领经济不断实现高质量发展。三、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的历史使命
经济学理论对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作出了巨大的不可忽视的贡献。中国经济的发展任重而道远，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共同追求下，中国经济学理论还需要不断创新、不断探索。
（一）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来源是中华传统文化
不光是经济需要高质量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也需要高质量。当前经济学在理论上的成就实际上还不能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践的需要。最紧迫的任务是，还有很多经济学概念需进一步梳理，主要表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概念尚未理清。在财政学等分支学科中，很多概念仍照搬西方经济学，而这些概念与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是脱节的，是不能准确概括中国经济现状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将干扰和束缚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根基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为经济学相关概念进行“正名”的工作中，可以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到概念和范畴支撑。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生长自西方的文化土壤，中国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理当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要科学理性地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提炼现代经济概念，以支撑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
（二）理论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要达到新的高度
检验经济学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是，经济学理论一定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回应重大实现，要有助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看待经济发展的国际化问题。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解，即单方面的对外开放理论。但是，当今世界的格局已不再是40年前的格局，当前的焦点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问题，而是世界要如何面对中国新的发展和中国的全面复兴，是世界如何面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和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问题。
面对中国经济的日益繁荣，特朗普奉行单边主义，将门关上。现在的国际经济学实际是以美国中心的经济学，不是真正的世界经济学，而应该叫美国经济学，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经济学理论，并不是真正的世界经济学，不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更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站稳脚跟。面对新的国际格局，中国如何与世界和谐相处，世界将如何面对中国、并向中国开放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学中国际化理论需要解答的问题。
当前中国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经济学理论如何支撑实体经济发展。以上海为例，上海发展最大的隐患是实体经济发展薄弱，过多、过分，甚至片面地强调了上海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润滑剂，但往往忽视了一点，金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金融业，最终导致经济泡沫的扩大，润滑剂变成了爆炸剂。此时，解决这一困境的良方是要进行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的技术创新，没有实体经济就不可能有技术的创新发展。美国长达两个世纪的繁荣就是因为工业制造的带动，美国的衰落也是因为去工业化。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改革开放的前哨，是依赖于其工业基础，如果上海的实体经济衰落，其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将不保。
在城市的发展规划中，上海能否制定科学的人口政策也将决定这座城市的未来。制定什么样的发展规划是严重受到经济学理论影响的，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浸染下，很多学者和政府智囊团都不加思辨地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口环境矛盾理论套用在实际工作中。殊不知，这会造成“自毁长城”的严重后果。
2018年1月，上海出台《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及，要严格控制常住人口规模，至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 500万人左右。这一规划原本的目标是缓解人口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紧约束之间的矛盾，但在具体操作中，这一政策效果会被严重扭曲。考虑到上海已经成为老龄化城市的现实状况，控制人口规模的直接结果是年轻人无法进入上海，上海人口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将会格外严重，因此而产生的负面经济后果会比资源环境压力问题严重得多。资源环境的压力还可以通过经济发展、技术创新来解决，而一个对年轻人不友好的上海、一个越来越衰老的上海，经济发展会出现降速，其未来是没有希望的，甚至是危险的。
中国经济学理论要认真研究国有企业的发展问题。在对待国有企业发展的问题上，要做大、做优、做强国有企业。但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在城市规划中，各地区都提出要将国有企业从城市中心地带迁到郊区，理由是要解决环境保护的问题。但是，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充分显示了书生纸上谈兵的弱点，以及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政策建议的“惰性思维”。厂址搬迁确实有保护环境的效果，但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现实情况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服务职能，国有企业搬迁考虑的不是简单的经济成本，还要重点考虑其复杂且辐射广泛的社会影响。一个简单的现实案例，在搬迁过程中，需要处理国有企业与其附属小学、幼儿园的剥离工作，将原本由国有企业负担的社会责任归还社会。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往往是就业的重要部门，搬迁郊区之后，随之迁移的员工生活会受到严重冲击，而郊区的配套设施不齐全，如果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教育问题无法满足，将会严重影响国有企业的发展，甚至是社会的安定。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几乎全部照搬苏联的经济学体系，而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又曾一度以西方经济学为主要分析范式工具，照搬美国的经济学体系。这些理论体系并非中国经济实践的理论概括，存在与中国实践脱节的问题。对于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理论体系、学科结构和研究对象等基本问题，中国经济学术界曾经进行过几次广泛讨论，但一直没有达成共识。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希望广大专家学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真实情况，广泛调研，潜心研究，不断拿出具有真知灼见的成果”[2]。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3]实践的发展变化要求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尽管目前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巨大的调整，但总体上依然沿用苏联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划分与教材体系的构建应该是密不可分并相互形成正反馈，一旦出现分割和不能形成正反馈，政治经济学必然在这种学科体系与教材体系划分的夹缝中渐渐失去其生存的根基。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视野不断扩大，学科交流和融合不断加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学在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完善经济学学科体系不是单枪匹马和单一学科的事情，而是需要多学科共同努力，需要汇聚广大的跨学科学者队伍通力合作、协同创新[4]。特别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更应成为每一个科研工作者重大且迫切的现实任务[5]。未来还需要从评价体系、教材体系、话语体系和人才队伍培养上下功夫。对于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尤其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现象[6]。 与此同时，实践发展日新月异，新兴理论不断出现，研究重点也在转移。未来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站位要更高，理论性要更强，经济学的学科体系要更为完善、更为现代化。新中国70年经济学发展的实践表明，中国学者在面对外国的各种经济学说时，不应当妄自菲薄，将其视为“信条”而顶礼膜拜，也不应当妄自尊大，将其说得一无是处，拒绝加以研究和借鉴[7]。既要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理论与方法，又不能简单照搬套用；既要对相关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和系统研究，为学科进一步创新发展奠定基础，又要坚持基础理论和现实观照双轮驱动、并行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教材体系和话语体系。从借鉴和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不仅要注重教材本身的多元化，也要重视学科多元化建设的问题，更要防止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材一家独大的局面，并对这些教材的内容进行严格审查，批判吸收。 教材不仅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传播的有力渠道，也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渠道，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8]。因此，改革现有的经济学教育是当务之急：一是要植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推动经济学理论的扩展，经济学的理论要重于技巧，内容要重于形式，真实性要压倒虚构性（各种假设）；二是精炼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对其要有分析、有鉴别、有批判，不适用中国情境的不能生搬硬套；三是经济学研究的学术成果评价不能唯SSCI化，不能一味用国外核心杂志来评价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经济，这一研究对象除了具有经济学的普遍性外，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经济问题的特殊性在国外主流杂志里还不是主流选题，更不是西方学者真正关心的问题，单纯用SSCI评价体系不但不利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推进和研究人员的培养，反而会阻碍和误导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人才成长[9]，不利于集中智慧研究中国问题。（四）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肩负着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经济学说的时代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要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10]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提炼和总结“富起来”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性回答如何“强起来”的问题。因而，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要以新时代主要矛盾变化为主题，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新时代伟大实践相呼应，以此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方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对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概括和提炼，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高度，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十分宝贵的思想财富，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和提出，标志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新高度，对引领中国经济学学科建设和理论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实践中形成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怎样实现经济发展这一重大课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1]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由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引领，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三大发达经济体的年均增速，也明显高于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 第二，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重大理论创新方面长期僵化停滞的状态，以及在面对现实问题时越来越无力的现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所涵盖的深刻理论真谛让世界各国看到发展的希望。现在，面对经济发展的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暴露了其理论的局限性：不仅没能预测经济危机，甚至认为经济危机仅存在于历史之中；既无法解释当今社会经济危机的成因，更无法提出解决危机的办法；而且因其理论内在问题不断衍生出更多负面作用，诸如金融泡沫化、产业空心化等。西方学术界尽管不断寻求新的答案，但仍然无力取得突破。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经济实践为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在推动中国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世界的发展和进步。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其中必然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和潜力。世界对中国“强起来”的关注，不仅是因为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更是因为中国不断增强的“真理的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注入的强大理论力量。 当前中国学术界首要的任务就是深入学习认真领会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以之指导经济研究工作。一方面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武装头脑、引领实践、指导工作；另一方面从全球角度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作出的经济学中国贡献。国内经济学理论界需要认真钻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统领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并努力从中提炼学理化理论成果，并推动理论成果的体系化、规律化和学科化。有理由相信，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和7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辉煌成就和丰富探索作为历史底蕴的中国经济学，未来一定会作出无愧于新时代的伟大贡献。 要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需要中国学者从学术体系、教材体系、话语体系等诸多方面进行梳理、重组。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不是靠西方的理论来指导，一定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并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提出了许多新的创新性理论观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学术界要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进行系统化的学理性阐释，提炼出系统化学说，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从目前的成果来看，还没有破题，甚至还没有达成共识，口号较多。未来学术界的努力方向是挖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指导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参考文献
[1] 丁任重.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品质[J].经济研究,2016,(3):32-34.
[2] 习近平.更好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 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4-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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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2016-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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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74.
[11]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
Chinese Economics: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in the 70 Years of New China and the Historical Mission in the New Era
ZHOUWen
(Institute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To solve the substantive problems of Chinas economy and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to the world, Chinese economists need to sort up and reorganize the existing economic theory in academic system, teaching system, discourse system and so on. In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wh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established, tremend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achieved. Additionally, there are also two breakthroughs made by China in economic theory, one in government-market relations and the other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both of which have transcended the cognition of the western economics. Undoubtedly, in the future,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conducted by Xi Jinpings Socialist Economic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nstead of the western economics theory.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its historical mission in the new era to summarize the economic achievement of China and tur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into systematic economic theories. At present, we need to sum up the processes and experience in how China grew rich, on the basis of which to answer the question about how to become strong.
Key words:XI Jin-pings Socialist Economic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Chinese economic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70 years of new China
20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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